张作霖就任安国军大元帅 他曾器重的老部下闻讯作出八字预言
1926年初，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，迫使冯玉祥率国民军退往绥远。张作霖再次控制了北京政府，出任安国军总司令。
这期间，张作霖很自信，认为奉系完全可以掌控天下。1927年6月18日，他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被张宗昌、孙传芳等各路军阀拥戴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。开始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，成为北洋末期的民国政府实际首脑。
此时的张作霖已经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，实现了称雄天下的梦想。
而这样的“好消息”传到东北，辞官回乡正在大连金州生病卧床的奉天省原省长、张作霖曾器重的理财专家王永江，不仅没为张大帅的仕途荣耀而高兴，反而做出了相反的预言。
他在1927年6月21《日记》的中写道：“张雨亭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，人之将死，强作回光 ，此之谓也。”
（王永江）
这“人之将死，强作回光 ”八字预言，竟然一语成谶。
从1927年8月到1928年4月，张作霖的奉系部队先胜后败。在北伐军凌厉攻势面前，张作霖依赖的张宗昌、孙传芳所部相继被打得一败涂地。1928年6月3日，张作霖被迫宣布撤离北京回东北，安国军政府名存实亡。
1928年6月4日凌晨，张作霖在乘坐火车退回东北途中，于沈阳附近的皇姑屯被日本人用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而死。
在病中还能敏锐预见到张作霖的末日，足可见王永江其人的不同寻常 。
王永江是早年闯关东人的后代，1872年1月生于大连金州，20岁以县试第一考取优贡，步入仕途。当时王永江与被称为辽阳才子的袁金铠等人结为学友。
1907年，王永江家中的药房生意败落，父母年迈久病。在处在几近绝望的时刻，他接到在辽阳任警务提调袁金铠的一封信，请他帮助考察一下旅顺、大连等地的日本警察制度。人到中年的王永江不负学友委托，四处收集资料，登门向华籍警察请教，提交了一份很精彩调查报告。袁金铠读后大为赞赏，推荐他去辽阳警务学堂当老师。
聪明且有才华的王永江以日本警政制度为蓝本，结合东北社会的实际，编写多种讲义，受到校方首肯。不久，他就被提拔为辽阳警务所长。
几年后的1914年，王永江的才华引起东三省总督赵尔巽的欣赏，想提拔他担任奉天民政司使，却遭到了军权在握的张作霖反对。
此时，绿林出身的张作霖已经羽翼丰满，他家每日宾客如云，奉省大事小情无论与其有无关系，都得与他相商或征求他的意见。而王永江却不吃这一套，从未去过张府走动送礼物。
赵尔巽见提拔僵持不下，就授意王永江主动一些。一天，王永江硬着头皮进了张府，却空着两手。张作霖听到管家的报告，故意不出来接见。王永江傻坐半个小时，拂袖离去。当晚就辞职回到金州，并留下了一首讽刺诗。
1916年4月，张作霖当上了奉天督军兼省长。作为一省之长，每天的事情千头万绪，而他只读过一点私塾，很难应付各方面的问题。
（张作霖）
特别是东北金融紊乱，财政收入拮据，日本人利用金票、钞票与奉票争夺市场，加之奉军兵源复杂，军纪不整，多无法无天。
张作霖为此很上火，于是决定仿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，以重金聘用各种人才。他对下属说：“吾辈中谁有治国安邦之能人，我将高薪启用之！”
一天，已成为张作霖帐下高参的袁金铠，与张作霖谈及王永江。张作霖认为他傲气凌人，不愿启用。袁金铠告诉他；“岷源（王永江字岷源）年轻时就出人头地，被金州人誉为‘二陆双丁’，连锡良总督大人都夸他为‘奉省办警政的第一人’，此人可委以重任！”
袁金凯坚持举荐说：“永江乃天下奇才，将军幕下诸君无出其右者。请将军直释小嫌，以就大业。”张作霖终于被他说动了心。
于是，张作霖派人备礼去请王永江。王永江闻讯长叹：“张将军门前戈戟森列，我这个小小的芝麻官到了门口，可是诚惶诚恐啊！”
属下人员回到帅府，把王永江说的话学了一遍。张作霖弄不清是什么意思，就去问袁金铠。经袁金铠一番解释，张作霖哈哈大笑：“妈拉个巴子，王秀才跟我这个大老粗兜什么圈子，他不就是要个面子吗？好，我给他就是了。明天王秀才进府，我亲自出迎！”
第二天，王永江如约而来，张作霖果真披挂整齐在门前笑脸相迎。见面后，他拉着王永江的手，亲切地问道：“公何来迟？”王永江则略微一笑回答：“尚未晚也。”
为了表示对他的重视，张作霖大声吩咐副官：“告诉外边的人，我今天有贵客，谁来了也不见！”
张作霖与王永江谈了整整一天，对王的诸多见解十分满意。他拍着王永江的肩膀说：“你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人才啊！”
很快，王永江被任命为奉天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警察厅厅长。
那时沈阳的社会治安是个烂摊子，警察被人骂作“巡警狗”，一些土匪出身的军人横行霸道，打骂警察的事时有发生，王永江上任后，整章建制，严管治安，对兵弁违法，一视同仁，严惩不贷。
一天，张作霖结拜兄弟53旅旅长汤玉麟的部下宋某在街里寻衅滋事，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抓进了警察局。过去对张作霖有过救命之恩的汤玉麟有恃无恐，带领一大群卫兵闯进警务处，威胁王永江放人。王永江也发起了文人脾气，不予理睬。
汤玉麟面子上挂不住，立即回去集合部队，将警务处包围。王永江也还以颜色，立即命令警察严阵以待，并在警务处大院里架起小钢炮，双方一时弄得剑拔弩张。
（剧照）
后来，张作霖从奉系事业大计出发，支持了王永江，因而引发了汤玉麟的带兵反叛出走。直到民国7年（1918年）1月，张作霖在众人劝说下才原谅并重新接纳了汤玉麟。
事态平息后，张作霖安排王永江担任财政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。他对王永江说；“东北这么大，为什么穷的没钱花？你去接财政厅长，看看毛病在哪？”王永江说：“我接财政厅长可以，只要巡阅使信任我，二三年内，便可自给自足，外债亦可还清。但怕有人说闲话。”张作霖说：“你只管干，我什么也不听。”
王永江获得支持．便从整顿税收入手，厘定税捐项目，调整税务人员，定出定额和赏罚章程。进行清丈土地，按照各税捐局辖区的耕地面积、生产状况定出实征税额。对贪污偷漏按章严惩。在清丈土地时，多占土地的富户和一般农民都不满意，过去少报耕地面积者均被清丈查出，统统加征田赋。
王永江铁面理财，坚决聚敛，使奉省财政收入情况日渐好转，不仅还清了四千余万元外债，库存奉票达八千余万元。由于王永江尽职尽责，被公认为理财能手。
张作霖为显示器重，于1922年5月拟提升王永江为奉天省长。王永江考虑再三，婉言谢绝。
张作霖主意已定，不愿收回成命。王永江见此就建议说：既然大帅如此器重我，我就代你办理省长事务，但不担省长之名，省长之职仍归你兼任。
1920年直皖战争后，直、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，并推荐靳云鹏当总理组阁。后来，张作霖改为支持梁士诒出任国务总理，迫使靳云鹏辞职，致使直、奉之间产生尖锐矛盾。
这时的张作霖兵强马壮，决意武力对付直系。对此，王永江坚决反对。他认为，东北久病初愈，应继续搞好民生建设，不应自不量力，有问鼎中原的贪欲。但张作霖一意孤行，王永江愤笔写下：“英雄见与书生异，书生抱负济何事？”
1922年4到6月，张作霖在自己发起的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大败而归，直、奉代表签订停战条约，以山海关为分界线，奉军撤出关外，直军也大部分撤回原防。
为了离间王永江与张作霖的关系，拆毁奉系的台，直系军阀吴佩孚请总统徐世昌下令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职，任命王永江为内务部部长。王永江不加理睬。张作霖则自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，宣布“联省自治”，并任命王永江为奉天省长。
一年后，经过努力，全省经济开始复苏；1923年，奉天省的税收总额高达三千多万元，扣除支出，盈余八百多万元。
有了财力资本，张作霖更念念不忘扩军备战，至1924年9月，他把东北陆军总兵力扩充到25万，还组建了海军和空军。10月，为了策应、声援卢永祥与齐燮元争夺上海，张作霖力主发动了第二次直奉战争。
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大获全胜，但张作霖不见好就收，却乘势到处抢占地盘，结果陆军经费支出就达一亿多元，占全年总支出的89%，导致东北地区货币贬值、物价飞涨，人民怨声载道。
此时在大连养病的王永江，专门给张作霖的心腹干将杨宇霆写信，指出：“将来不待外力来侵，已成自杀之策，其危险视外力来迫相等，此岂图存之道！恐不过一年后，即自索于枯鱼之肆矣！不速图挽救，危险即在目前。”
1926年1月的一天晚上，因政见相佐、对张作霖已经心灰意冷的王永江，破例请同事们吃了一顿饭，次日向张作霖请假，提出回金州探望双亲。
当天恰是正月初九，王永江的生日，张作霖以为廉洁的王永江是为了躲避生日应酬故意回乡住几天，便爽快答应了。
数日之后，张作霖不见王永江回来，却收到了他捎来的辞职信。张作霖当即回复：“尚望以大局为重，早日言旋。”之后，他先后派遣袁金铠、张学良等人到金州，请他回去好好谈谈。但王永江决心已定，一概不见。1926年7月，张作霖亲自出面，也未能把他请回帅府。
1927年11月1日，王永江在金州病逝，享年56岁。
（王永江去世多人送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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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世昌后人的天津记忆
本文原为徐定茂先生刊载于2015年4月13日至19日的《今晚报》副刊，经徐定茂先生应允，在此全文刊载。
图文|徐定茂
一、徐家私房菜
1965年，我到北京上学才离开天津。之前，我一直住在五大道地区。
我出生在马场道和睦南道之间——就是后来定为徐世昌旧居的地方。我的身份证上注明，出生那天为1949年8月25日，其实我出生在10月16日，户口登记的是阴历。辈分见诸《徐世昌年谱》：“命名派字思、嘉、世、绪、延五字下续订八字，曰：保、定、安、和、温、恭、宽、惠，以为云礽列序之辨。”我排“定”字辈，徐世昌第五代嫡长孙。
下图：徐家世系
先祖徐世昌从总统位子上退下来，于1922年搬进了天津住所。《年谱》载：“民国十一年，到津住十弟意租界宅。九月十日迁居英租界二十号路新居。十五日，席夫人由京携儿孙等来津。”
当时的英租界道路除去路名外还有编号。一号路是河坝道（The Bund Road），现在叫台儿庄路。号码最高的为七十四号路，海光寺道（Hai Kwan Ssu Road），现在的西康路。英租界二十号路呢，咪哆士道（Meadows Road），现在叫泰安道。
我们在泰安道住房的位置大约是在安里甘教堂的对面，现已拆除了。《年谱》里所记的“四月，料理园中花木，浇花分菊，引瓜种豆。是年海棠、樱桃皆盛开”等就是在此寓所中。先祖在泰安道的住处，度过了惬意的晚年生活，最终也病逝于此。
下图：原泰安道（咪哆士道）
泰安道上的住所，是以徐弢乔化名购买的。1927年前后，徐世昌又购得牛津道（新华路）上的一块空地，用的是“宝墨堂”的名义。这块地面上的建筑群，是我祖父徐延东组织施工的，前后共兴建了九栋独立的住宅。如今，在道路拐角处还可以找到界碑，上书“宝墨堂徐”。
先祖虽未在新华路宅居住，但辞世时因天津已沦陷，交通不便无法归葬河南，灵柩只好浮厝在新华路院内。所以新华路住所的重要性，在于其是徐世昌在天津的最后停靠之处。
家母说，我是出生在大院内靠近睦南道的那座楼房中。但我对于这个院落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印象了，只记得当年院子较大，种满了花草及几株桃树。眼下的新华南路小学主楼，估计就建在早先的院子里。
大院在睦南道上有个旁门，通往后厨。家母经常抱着我出这个小门，站在路边看街景。出门前，先朝后厨的师傅讨上一根咸菜丝，含在嘴里吧唧滋味。
后厨的师傅姓黄。身材略胖，秃顶，满脸带笑。1952年前后，祖父徐延东在睦南道旁门处开了个小餐厅，主厨就是黄师傅。餐厅的招牌菜为徐世昌喜爱的菜肴之一 ——东坡肉。尽管当年没有什么“私房菜”一说，但小餐厅的招牌菜也被市人称之为“徐家菜”。
几年前回津途经睦南道，发现后门没有了，变成一排整齐的墙体。新华路正门原有的两侧门房也没有了，围墙似乎也变薄变矮了，只有主楼的大体轮廓尚能依稀显示出当年的样式。
下图：40年代的马场道与牛津道（今新华路）交口，左侧即为徐家房产，建筑尚存，但围墙拆除。
二、规矩与读书
家里经常教育我们不要搞特殊化，所以社会上传出什么徐家用餐时还有专门的徐氏握筷法，中指要置于筷子中间等，均为误传。此外还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，讲徐家有“扣锅”的传统：即每年中秋节时，全家上下不仅不食月饼，甚至不做饭，不吃饭，要真实体验“吃不上饭”的感觉。说这是因为徐世昌年轻时一度落魄，所以格外珍惜此后得到的生活。这种带有“忆苦思甜”的故事，还被编造成是徐世昌给家人定的规矩，而且在他过世的数十年之后徐家后人依旧坚持着。此说法纯属向壁虚构。查徐世昌《韬养斋日记》：“戊午八月十五日。晨起，写字。午刻中秋祀祖。饭后写字，小憩，看书，会中外客至晚。饭后看家人拜月。夜静看云，月色甚佳。”从日记中可以看到，我家并没有中秋“扣锅”的家规。
下图：徐世昌日记将影印出版，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一件大事。
家中从未制定过什么家规，我的有些习惯是在日常生活中逐步养成的。如冬日进入剧场或影院，家长提醒要脱帽。这是因为一般场内比较燥热，仍戴着帽子容易捂出汗来，散场外出时就容易吹风而招致感冒。而且，戴着帽子容易遮挡后面观众的正常视线，也是一种无礼行为。平日若随家长外出拜客，未进门前要在路边跺跺脚，以防把泥土带进屋内，进门后要主动叫人。冬季时分，进门后也要立即摘下帽子，同时脱下的外衣要叠好，不要随手丢在一旁。家里来客要主动叫人，为客人沏茶续水注意不要倒满。尤其是在天津，还需注意壶嘴不要对着客人等。
打小养成的习惯一直伴随着我长大。改革开放后，我曾被任命为某企业法人代表，下属敲门进来向我汇报工作时，我也总是不由自主地站起来取杯倒水，弄得下属很不好意思，搞得前台服务人员不知所措。
其实在我内心深处，也曾有反抗家庭规矩的冲动。例如当时家里从清洁卫生的角度出发，规定不允许租书。同时也不提倡购二手书。但我平日最爱逛的，就是天祥二楼的旧书摊。旧书摊上也设有租书业务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我堂叔徐保宁提到，他的同学中有一位是蒋学模先生的亲属，特意推荐蒋先生译的《基度山恩仇记》。于是，堂叔也去天祥二楼租借。据说，当时整个天津市也就只有这一部，共四册，押金甚高，而且每次只允许租一册。
徐保宁毕业于河北中医学院，更是注意卫生。外租回来的书，先要放进金属盒内，四周封闭，上笼蒸，经过消毒才在家里传阅。用封闭盒子，是为防止蒸的时候挥发的水汽损坏了书本。不过当年我是被禁止阅读的，理由是阅读过多的课外读物会影响学习。
于是，我也偷偷在书摊上购了一些旧书回来，藏在书桌里。其中有当年几为禁书的小说《三家巷》《苦斗》，有朋弟的漫画集《老白薯》，还有前苏联的侦破小说《形形色色的案件》等。我尤其得意的是，还购到过一本王云五万有文库版的《续侠隐记》。
三、小时候的吃食
刚搬到洛阳道时，住所前后院围墙上还有一圈圈的铁丝网。这些铁丝网是1958年大炼钢铁时被拆除的—作为废铁炼钢了。当时街道上还通知，要拆下外院的大铁门，不知为什么没有执行。
下图：1965年十一，背景即洛阳道住房当年的围墙。（摄影 徐保厘）
大跃进时期的五大道上，彩旗飞舞，高音喇叭架设在路灯杆上，时时播放着《社会主义好》《歌唱祖国》等歌曲。在重庆道与长沙路的交口处，是比较宽阔的民园广场。当时还在场边搭起了舞台，晚间上演一些类似反映全民大炼钢铁或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活报剧。当时广场边上有个邮局，门前立着邮筒，我为了看演出爬了上去。数十年后经过那里，看到邮筒圆圆的顶盖，我都惊讶当时是怎么上去的，而且居然还能站在上面。
那时，部分机关、厂矿以及餐饮食品店，在一些街道上用杉篙、席帘及苫布搭起了棚子。这些棚子往往是搭建在相对偏僻的道路上。一些主路，如河北路、成都道为了不妨碍交通，没搭这类棚子。厂矿一般是在棚子里展出自己的产品：如布料、木柜、缝纫机等。机关除去摆放图片展板外，有的还用播放小电影的方式来进行宣传。小电影的播放机距离银幕也就五六米，银幕至镜头间用黑布裹成一个筒子，用以密封防止泄光，大家是从银幕的背面去观赏影片的，内容全都是新闻纪录片。餐饮业则是销售食品，供往来人们选用。这些食品大多以小吃为主，如麻酱火烧，个别摊位还有馄饨。由于当时没有液化石油气，这些摊位都是用汽油桶改装的炉子，上面架一大锅，锅里一边放骨头棒子，中间用箅子隔开，另一边随时下馄饨。汤汁一直是滚沸的，呈灰白色，热气腾腾，上面漂浮着零星肥肉渣，隔着两个路口就能闻到一阵阵的香气。
起士林有一个棚面架在湖南路上，内设两三张餐桌，销售红菜汤、土豆沙拉和面包。红菜汤是盛在一个保温桶内，食用时还需略作加工。家父曾带我在此品尝过一次，“味道好极了”。
还有一次，我吃到了起士林的素炒茄丝。1966年底，我借全国红卫兵大串联之机回到天津家中。一日早起，家父对我说，中午去起士林。西餐厅是“封资修”的代表，因此起士林已停业了一段时间；后来开始营业，经营大众食品。当时起士林只是午间开门，并只售一个菜，就是素炒茄丝。
我们是从早先开封道上的大门进去的，里面黑压压地坐了不少顾客。餐厅内只有一层对外营业，也就是早先经营冷饮的区域，靠近浙江路的糕点糖果柜台，全都蒙上了桌布。通往二楼正餐厅的楼梯，也拉上了绳索。来就餐的顾客，坐在位子上等候发票—有位子才能领到票，每张票购一份素炒茄丝。我们到后，只有一个空位了，结果家父又从布帘后拉出把椅子，才领到了两张票。
我自己持票去原来的乐池处领饭，价格不贵，也就两三毛一份—也许是心目中对起士林期望值过高吧，当时感到茄丝淡而无味，和食堂的大锅菜没什么两样。
四、简易溜冰鞋
作为大跃进的新产品，当年市面上出现了一种新款的铅笔—带橡皮头，白杆，印有小牛、小马、小猴等卡通图像。在此之前，常见的铅笔杆都是一色的，没有图案也没有橡皮头。我当时用日本占领时期生产的“地球牌”绿杆铅笔。那是我刚上学的那年，春节期间家母带我去大理道给訾奶奶拜年时，訾伯伯送给我的—两打。
下图：洛阳道旧居
地球牌铅笔不好使，木质差，容易削劈了。后来我过生日时，祖母送给我几支新铅笔，使我惊喜万分。然而家父告诉我，新铅笔不能用。因为我是由父母供养的，新铅笔市面价格为0.5元/支，在当时比较昂贵，超出家庭所能承担的范围。所以铅笔所有权是我的，但却是不能用。
现在想起，家里从未向我提起过我家的历史，从未告诉我，我有个曾为大总统的高祖。日常生活都是按普通市民标准来要求，无论是身着衣物还是生活用品，都不要特殊。比如我在上小学时，冬季戴一顶蓝色的棉布帽子。上世纪50年代末，市场上出现了毡绒帽，尽管材质不过是长毛绒，我也特别希望能拥有一顶。毡绒帽的护耳舌头较厚，两边能翘起来，就像是一对飞翔的翅膀，特“洒”。而棉布帽就没有这样的效果了。记得申请了N次，家父均以一句“没必要”打消了我的念头。现在回想，我还是上了初中后才戴上毡绒帽的。
还有，上小学时学校曾开设游泳和溜冰课程。游泳课通常是在上午，全班集体排队去西安道的第二游泳池，听老师讲几句话后就跳进浅水池里憋气冒泡了。而上溜冰课就需要有冰鞋，于是申请报批，最后家里也只给购置了一双简易冰鞋。简易冰鞋几乎不能称之为“鞋”。它只是两块削成脚形的木板，板底用螺丝钉拧上冰刀。冰刀颜色发乌，好像是马口铁的，也没有刃。木板两侧钉有布圈，用以穿鞋带，滑时再把“冰鞋”捆绑在棉鞋上。当时的溜冰课是在学校里上。学校自己泼了一个小小的冰场。记得溜冰课没上几节就停了，不过学生们可以在晚间来校练习溜冰。我就是凭这双简易冰鞋，基本上达到不摔跤的水平。不过，简易冰鞋在正式的溜冰场是禁止使用的。
我家附近有两个正式冰场，一个在新华路第一体育场内，还有一个就是西安道第二游泳池内。第一体育场的溜冰场比较小，而且只有白天场次。场内中心用席帘遮挡出两个区域，里圈是使用花样冰刀溜冰者的场所，而穿跑刀的则在外围逆时针转圈。第二游泳池的冰场较大，分出了一块练习区，供初学者慢慢溜。二池夏季的泳池和冬季的冰场都开夜场。夜场灯火通明，喇叭周而复始地播放歌曲。冬季冰场播放歌曲的节拍，一般较快且有节奏感，如《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》等。夏季游泳场就播放比较缠绵抒情的歌曲了，最常听到的就是郭颂那独有的满怀深情的歌声：“啊朗喝喝喝你那，啊朗喝你那喝你那喝你那，啊朗喝你那喝你那喝你那……”
五、小时候的娱乐
上小学时，天津的晚报名为《新晚报》。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《新晚报》与《天津工人报》《天津青年报》合并，更名为《天津晚报》。晚报于十年动乱期间被迫停刊。改革开放后恢复晚报，1984年《今晚报》创刊。
记得小时候，邮递员骑着车，嘴里不停地念叨：“报！报！天津晚报！”邮递员通常把晚报插在铁门上。拿到晚报后，祖母主要阅读新闻及《葵花灯下》专栏，家父重点看报刊评论，家母则查阅天气预报，考虑次日衣物穿戴的增减，我是看小说连载和电影放映场次的预告。
祖母看的《葵花灯下》专栏，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。当时和平路一线修建路灯，改进了光源并装饰成葵花状。晚报随之推出此专栏，讲述天津人民日常生活中的喜怒哀乐。我最早在晚报读到的连载小说是前苏联的《一颗铜纽扣》，主人公于二次大战时的特殊经历，这也往往成为次日学校里议论的主要话题之一。
当时每周六个工作日，因此家父规定我只能周六晚间及周日白天外出观影，其他时间主要是学习。所以，当时从晚报上汲取电影方面的信息，成为我平日最大的乐趣。尤其是根据周五登出的周六、周日影片预告，即可对自己的活动作出安排。
那时影片少，在晚报上主要是查阅复映电影的片名、场次预告，当时如工人剧场、解放桥影院以及天宫影院等，都上映老片子。当年我经常去劝业场的天宫看电影。天宫复映场票价一毛，到了周六晚间也有两场连映的，比如前苏联的《非常事件》，是上下集影片。记得我在天宫最后看的影片，是前捷克斯洛伐克的《毁灭的发明》，改编自儒勒·凡尔纳的小说，上影译制，非常有特色。近几年，我一直在找这部影片，但始终没有找到。
下图：天宫影院的票证
周日，我有时去天乐听段相声，计时收费。这种收费类似眼下停放机动车收费。剧场门前有马蹄表，服务人员把入场时间标注在票上，退场时根据时间长短来收费。开场时间在十五点左右，直到廿一点后结束。节目大轴是马三立老先生或常连安老先生，压轴则为常宝霆、白全福。
马三立和常连安是轮流登台的。常连安的单口相声中往往还掺杂戏法、口技。我有一次欣赏到老先生的“罗圈献采”：只见老先生取一布袋，即闻雀儿叫声，疑为放在袋中。掏时又作被啄状，继而怒，摔之踏之，雀儿悲鸣。随即将布袋丢至一旁，忽又闻雀儿鸣叫。剧场内笑声掌声四起。老先生再将布袋拾起，使劲拧，雀声仍不断，大家方知此为老先生的口技。
天华景一般演出京剧。白天也安排有计时收费的场次。剧场门前挂有水牌，上面用白粉写着演出剧目及主要演员姓名，从门前走过时，往往可以听到里面击打锣鼓点的声音，内行的戏迷还可据此选定入场时间。类似这样的演出往往不是很严谨，我有一次在此观看《盘丝洞》，到了八戒偷看蜘蛛精洗澡时，只见一些观众进场并同时叫好。后在这些观众要求下，八戒的扮演者现场又唱了一段“叫张义……”至此才知出演八戒的演员原来工老旦。
六、袁家照片风波
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，徐延东的后人住在洛阳道。
从南海路口的曹锟故居向东直到新华南路，洛阳道上基本为三底二层的连体楼房。一水儿的乌黑铁门，临街围墙不高，上面装饰着铸铁围栏。我家在积善里胡同口处还有一间车库房----不知是什么时候，这间车库被拆除了。车库里堆放一些杂物，记得有民国时期摄影画报、宝文堂版唱本等。此外，还存放了一些信札及字画。
下图：徐世昌著法兰西巴黎大学学位服照
字画署名“水竹邨人”，即为先祖徐世昌。《翰林总统徐世昌》中讲：“当时的天津著名书法家似有门户之见。徐世昌因位居当朝，不愿与他们在书坛上争之高下，唯以自号水竹邨人行世，从不署其真实姓名。”少儿时，每逢清明祖母带我去扫墓，见碑题曰“水竹邨人之墓”。
网上讲，徐世昌在天津病逝，先寄葬于天津桃园村原英国公墓，后同夫人一起归葬河南省辉县市百泉镇苏门山东侧，墓亦毁于“文革”。这一说法是误传。我在上篇文章中提到过，先祖辞世时因交通问题无法归葬，只好浮厝新华路宅院，后葬于天津北仓公墓。1999年，得知位于外环内的墓地有被征用的可能，我和弟弟徐定一又把坟迁了出来。
下图：1943年英国万国公墓，后来的小蘑菇坟地（海口路公园）（王玮 提供）
当年，我曾在车库杂物堆里翻出个羽毛扇，色泽灰白，毛片平柔，便常拿在手边，闲时站在楼前的高台阶上比划，“我正在城楼观山景……”1965年我进京后，这把扇子自然留在天津家中。经过次年的“红八月”，也就不知其下落了。后来听家母提及，此扇是袁世凯送给徐世昌的，上面有袁的题词。听说后隐约想起，在扇柄与羽毛的连接铜丝钉铰处，有个透明的倒三角，里面确实包有一枚红色的印记，只是不记得是什么字了。
袁世凯的四代孙（启字辈）、朱启钤的四代孙（延字辈），还有天津卞家、山东孟家、镶黄旗车家的后人以及徐家的徐元，都是我的小学校友。徐元雍容大方，一身富贵相，是徐世章的外孙女，比我高两辈，是为元奶奶。我们的住家都在五大道一带，年纪尚小又是同学，相互间也就不排辈分了。只是徐元关系和我较近，但我们并不在一个班。当年学校风气尚讲究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男女同学见面基本不说话。
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上小学时，历史课本里有一幅关于洪宪年间的漫画。袁同学看后，认为此画并不像袁世凯，于是带着大家到他家去看照片以证其实。到了动荡的年代，又听说袁同学的班主任老师，在“红八月”间被红卫兵揪出来并挨了整，理由是我们查看照片前，老师“没有及时制止，起到了为反动军阀张目的作用”。
我得知此消息后，想去看看老师。元奶奶知道了我的想法赶忙劝阻：“你打北京来知道嘛，介不似找事么。别跟着瞎惹惹，回头再把你饶进去，可就更哏儿了……”我已不记得袁家照片的样子了，只记得我还在自家车库里翻出过一幅徐世昌的图像，是在一面铜版上压出来的凹凸半身像，正面免冠，没有说明文字。我是凭直觉，认为这就是我的高祖。
七、告别五大道
也许是命中注定吧，我离开天津的那一天同样是8月25日，只不过是阳历。1965年，我考入了北京的学校。我们这一批由天津录取的生源共有五十名，由校方指定时间并统一购票前往北京。到京后便被关进校舍，整整三天不得出屋—当年天津流行编号为“02”的疾病，需要隔离一段时间。
下图：新华路原徐氏旧居原貌，2000年左右拆除重建，体量增大。（摄影 王泰）
我家居住的地方，派出所在成都道和长沙路交口处。拿着录取通知书，眼睁睁看着户籍警取下我这一页时，几天前收到录取通知时的愉悦心情顿时荡然无存。那一瞬间，我也许想起幼时去水上公园，坐在平底木船上穿过层层芦苇撑进园内；想起上世纪五十年代墙子河上漂荡的游船，想起我们从河里捞上的小鱼，用手捧着跑回家中；想起上世纪六十年代下乡劳动时住在张贵庄，房东小孩夜晚带我们到稻田水闸边用手电“照”螃蟹—光柱射出，螃蟹慢慢聚拢过来……然而，这一切行将离我远去了。
后来想起，当时选择离开天津，也许和内心深处隐藏的自身为北洋军阀后代所起的影响有关。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天津开始了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”。班上有同学提出，说我家似曾雇有保姆，因此要好好检查家庭中存在的“剥削行为”；还有的揭发我在班内传阅大仲马的《续侠隐记》，是公开宣扬“封资修”（你求我借给你的）……
下图：韬养斋日记
毕业于中医学院的堂叔徐保宁，在我之前就离开了天津，自愿报名去了新疆农垦建设兵团。他和我一样，就此躲过了1966年“红八月”时对人们精神甚至肉体上的摧残与折磨。后来家里的信件就断了，我不用多想就断定：洛阳道躲不过被“抄”的命运。
我是十一月夜间回到天津的。我因持有北京学生证而受到欢迎，并被送到哈尔滨道口上的接待站里，领取免费乘坐公交车的票证。到家后得知，“红八月”时家中尚好，没有一人被批、被斗、被打、被剪头。只是，有关徐世昌的物品被抄没，祖母的首饰被收缴，家父（燕京大学古典文学系毕业）的若干研究资料被查封。家父头上戴着我当年的毡绒帽。家里生活还算正常。
我私下去了袁同学的家。大门微启，里面没有人，四壁皆空。我只是找到一块被丢弃的化妆镜，似乎是玻璃砖的，很厚，很沉。正面是长方形，上面是圆顶……袁同学如果能够看到这篇文字的话，不知是否还记得这款镜子？
（编辑：张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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